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追问

当长篇小说逐渐成为文坛热点的时候，中篇小说不得不放弃急功近利的社会轰动效应。这对于中篇小说的艺术创作而言倒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从文坛的中心地位退居到边缘地位，使得它开始有可能在一种比较纯净的氛围中，进行比较冷静的艺术探索和追求。1998年的中篇小说创作正因此具有了一种沉稳的品格，其中优秀的篇章不仅依然关注社会现实，而且能够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追问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这样的根本问题。

人生价值首先是一种社会判断。人的一生都是作为社会性的人在社会化的环境中以社会为对象在进行能动性的活动。所以，人生价值与社会承认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时社会承认甚至成了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乃至取代了人生价值。然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社会承认与人生价值错位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解读常弼宇的《搬家》（《青年文学》第2期），戏眼在于正义的“骗术”。叶黎新这个人物之所以有新意，就在于他并没有在原则政策的束缚下一筹莫展，也没有因行权宜之计而背弃正义与良心。行正义却借骗术，他的成功是他人生价值的实现，也是对社会判断标准的嘲弄。破解方方的《过程》（《天涯》第5期），枢机则在于机遇的错爱。人把毕生精力和心血浸透在过程之中，最终目的不过是要得到一个他所想要的结果，得到了，就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得不到呢？李亦东不幸就遇到了后一种情况。他作为一个优秀警察的贡献和素质难道会因此有所改变吗？按说应该不能。然而社会却做出了相反的判断，李亦东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逆转，他作为一个人民警察的前程就此终结。在这里，草包与英雄的倒置则是社会判断对人生价值的嘲弄。

人的社会性不仅使人生价值的判断变得扑朔迷离，也常常使得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产生变奏。在祁智的《变奏》（《钟山》第4期）中，彭远树与李京京之间的爱情遭遇之所以会南辕北辙，原因就在于两人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存在差异。李京京追求的是浪漫的爱情，彭远树追求的是功名地位，在与李京京的关系中，他只想得到一次现实的外遇。在一场精神心理的交锋中，现实的物欲与浪漫的想象擦肩而过。社会现实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不仅驱使着男人，也改造着女人。因此，简单地谴责《城市生活》（李肇正，《人民文学》第6期）中的宋玉兰物欲迷狂未免有失公允。她对杜立诚的反诘（“我为什么不能想要汽车洋房”？）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人的物质欲望是在现实条件的培养和外界环境的刺激下，一步步生长起来的。物质欲望的合理与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宋玉兰的迷误仅仅在于把物质生活水平当做了人生价值的唯一表现，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舍弃了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生价值，泯灭了亲情，丧失了自我。

人生价值还是一种文化判断。人对人生价值的认定从来都是以他自己的文化为基准的，而人又常常不能终生固守在自己单一的文化环境之中。这样，人就不得不经常面对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则常常会给人生价值的认定带来混乱与困惑，严重时还会酿成人生悲剧。宋元的《杀入重围》（《钟山》第5期）讲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悲剧故事。走进城市的农村孩子刘连生面对的就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城市文化的优势地位压抑着他刺激着他，也诱惑着他。他在出生和求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屈辱，既是他杀入城市的动力，也是他报复城市的根源。小说分别通过叙述人“我”和刘连生展开叙述，使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都通过适当的视角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因其彼此的差异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上海文学》第1期）选择一个九十年代的农村孩子的眼睛为视角，来处理知青题材，本身就标志着一种文化的反叛。对当年知青在农村生活的价值判断，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都是城市文化的判断。而在农村孩子大树的眼里，一切就都有了不同的意味：知青视为苦累不堪的生活，是农村人祖祖辈辈过着的；农村姑娘给知青以爱情抚慰，却给她们自己留下了终身的痛苦。不同的文化视角提供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当初知青文学对农村生活的反映是城市文化以批判的眼光对农村文化的发现的话，那么，这篇小说就是对前一发现的批判，它的出现给知青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化视角。

人生价值的判断归根结底还离不开人是一种自然生成物这一基本事实。关仁山的《天壤》（《人民文学》第10期）在探寻人与土地的关系时触及到了这一主题。土地作为一种自然生成物与人有着最为密切和久远的关系，土地生长万物，供给着人的各种需求。人把土地比喻成母亲，表明了人对土地的供给的依赖与感激。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土地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农村妇女陈金月对痴迷于种地的丈夫韩成贵的轻视，实际上就是对土地的轻视。而盲目开发，荒毁良田，也不仅仅是钱迷心窍、目光短浅的问题，而是淡忘了人与土地都是自然生成物的基本事实，从而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失误。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首先是因为人性的美好。东西的《目光越拉越长》（《人民文学》第1期）以一个虚虚实实的故事为框架讲述了母爱的伟大。丈夫的懒惰和毫无责任心使可怜的女人刘井生活在绝望之中，支撑着她没有倒下的力量是对儿子的爱。在疲累时对儿子的爱是抚慰，在病痛中对儿子的爱是温馨，然而为了儿子的发展，这一切都能够割舍，母爱的坚强与忘我由此可见一斑。东西在叙述一个残酷的闹剧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母爱主题的阐发。何立伟的《龙岩坡》（《收获》第1期）也表现了美好人性超越环境压抑的巨大力量。小说在一个貌似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抽象出了人性与权力的对立，充分表现了自然欲望的健康美丽，并将其视为生命意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真实的生命体验使李光辉认识到，凭借权力虽然能获取屈从，却不能带来生命的快活。天性快活的龙岩坡女人所代表的自然活力，才能使青春得以燃烧，迸发出灿烂夺目的生命异彩。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理想之光的照耀。陈世旭的《青藏手记》（《人民文学》第1期）无疑是一首理想主义的赞歌。小说在非常现实的当下社会环境中，以“我”这样一个对个人幸福有着清醒认识和安排的当代青年人生历程的变化，令人信服地表现出在理想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一次次灵魂洗礼和精神提升，个人欲望与奉献精神从互相抵触到彼此融合的真实过程。小说没有让自己的人物超凡脱俗，两位主人公老那和“我”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从事着平凡的职业；它也不回避实践理想的沉重与痛苦，两位主人公付出的是身体健康、子女前途乃至个人生命的代价。小说中的两代人正是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以坚韧的生命意志战胜了严酷的生存环境的种种考验，证明了理想主义作为人的一种强烈的内心需求的现实存在及其巨大的力量。衣向东的《老营盘》（《解放军文艺》第9期）也是一篇于平凡中见崇高的力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营盘里凝聚着不变的兵魂，这不变的兵魂又随着流动的兵走向社会。而兵魂实际上就是军人的奉献精神。在和平时期讲奉献，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是做不到的。树五斤很平常，一个普通的新闻干事，有时还显得很窝囊。面临转业、住房、求职以及夫妻感情、儿子求学等一系列繁琐俗事，更常常使他陷入尴尬之中。然而正是他身上那不变的兵魂，使得他在处理这些繁琐俗事时，会有出人意料的举动，一扫他的窝囊和尴尬，闪现出崇高而纯净的光彩。他实践着兵魂，并在自己的写作中表现着兵魂，感动着那些曾经被兵魂熏陶过的新兵和老兵们。

生命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平面与表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采取的精神方式。而在殷慧芬的《吉庆里》（《上海文学》第1期）中，搬进吉庆里的小雨显然在进行着反方向的追求。在吉庆里的经历，使小雨完成了从不像上海姑娘到像上海姑娘的过渡。小雨对上海里弄市民生活的兴趣无疑是一种文化的兴趣，也是对一种细腻深入的生命体验的追求。生命的意义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这类的追求而丰富多彩。小说在看似不经意间勾画出的德国人莱尼和小猴引出的那个怪异世界，小雨在网上结识的美国人HART，都在暗示着生命意义无限延展的可能。林希的《五先生》（《大家》第3期）与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有一个热闹有趣的故事。不过在故事的背后，他还隐藏着一个很有意味的思想。五先生不过是一个帮闲的寄生虫，其生命意义可谓渺小卑微。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渺小卑微的生命，也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给梅花大鼓艺人写鼓词，就是一种超功利的艺术追求和享受。然而在一个金钱和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所有圣洁的东西都无法不被玷污。《黛玉葬花》唱红了杨彩月，《宝玉探晴雯》唱红了万芸儿。为了不再遭受精神打击，保留住心灵中一方圣土，五先生侯天成隐居了。王芫的《欺骗》（《小说家》第1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生命意义的戒律。一次考试作弊事件成了女大学生林多多无法卸掉的心灵负担，在周围同学纷纷制作假成绩单的氛围中，代替别人考试的经历使得林多多仿佛丢失了自己。生命意义对真实的要求阻止了精神无限度的堕落。当然，生命意义的实现可以有多种形式。孙志保的《温柔一刀》（《清明》第6期）就表现了这多种的可能。小说写了两个业余围棋棋手小五和林子，两人虽为师徒，而且林子完全是在小五的指引下，才走上下棋的道路的。然而这也没能保证林子完全继承师傅为人和下棋的风范。围棋是一种文化，它常常演示着人生。随着林子棋力的成长，我们看到了各种社会因素对一个少年的共同作用。